IATA与ACI联合开发SmartS取代未来安检系统

而根据少数民族居住的情况分别设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以及民族乡，也是为了确保所有少数民族不论聚居还是散居，都能实现真正的自治，而这，既有利于少数民族公民自治权的普遍行使，也有利于培养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

由于征税权扩张重在弥补国家税收权益的损失，而扩张的对象仅限于获利的第三人，因此，征税权扩张一般不需要考虑第三人的主观过错，只要第三人从国家税收权益的损害中获利了，就可以通过征税权扩张将第三人获得的利益用于弥补国家税收权益的损失。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第三人代为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形，但在税法领域没有明确确立这一制度。

根据征税权扩张后纳税人与第三人承担纳税义务的方式，可以将这种扩张划分为连带扩张、返还扩张与容忍扩张。在第三人没有获利时，政府不能为了确保自身的税收利益而侵犯第三人的财产权。征税权扩张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对征税权扩张进行类型化研究有利于加深对征税权扩张的认识。（一）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冲突的情形征税权扩张必然会与第三人的财产权发生冲突，由于纳税人与第三人关系的差异导致了这种冲突存在各种不同的类型。第四，完善税收优先权制度。

具体制度设计如下：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73条、第74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3]。一方面对涉及税收优先权的各类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梳理，制定一个统一的优先权制度，避免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一方面，北京市海淀法院认为学位委员会作出不授予学位的决定涉及到申请者的权利，因此学位委员会在做出不授予决定前应当听取申请者意见，并且应当将该决定向申请者送达或宣布，而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违反了这一程序，故不授予决定应当予以撤销。

〔2〕当前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可以从程序性制度和实体性制度两个方面展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规则制定的越多、越详细，完全合法的行为将会越来越少，非法的行为反而会增加。〔6〕对于造法的这种说法，一般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路径的批评，一种是在应然层面上，认为大陆法系国家遵从实定法的传统排斥法官造法;另一种是在实然层面上，即我国与2010年所颁布的《规定》中对于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的说法是应当参照，虽然采用了应当的说法，但是从参照这一说法来看的话，指导性案例仍不具有正式法源的作用，不能约束法源，作为定案依据。需要注意的是这次的4个案例中，2个民事案例，2个刑事案例，尚未有行政案例。

这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符合逻辑的结论，但是问题是，这个结论忽略了行政诉讼所审查的内容。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需要对案件进行甄别，类似于国外判例制度之下的甄别制度，以决定该案件是否与指导性案例相似，从而依据指导性案例所确认的规则来进行判决。

〔19〕汪世荣：《中国司法改革研究———判例与法律发展》［M］，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01页。（一）司法终局性原则能否成为依据所谓司法终局性原则是指法院对于其认为具有主管与管辖的所有性质的司法正义享有最终的裁判权。这里对于法定程序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该法本身并没有规定什么是法定程序。〔3〕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并不具有法源的作用，胡云腾主任在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对于指导性案例的性质做了介绍，他认为指导性案例是一种法律解释的形式，而不是一种造法形式

现有法律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不少特别规定，现在需要的是普遍性的规则。可以消极违抗的一般不用积极抵抗，能够用言词拒绝的一般不应诉诸肢体，能够用肢体拒绝的一般不应诉诸器械。[82]《国家赔偿法》第5条规定，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47]有不少州通过立法或者司法判决对普通法的原则作出限制，其中一些限制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

就像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公民行使拒绝权也应当以必要和适度为限。二、大陆法上的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与拒绝权中国法学界对公民拒绝权问题的讨论多是继受大陆法的学理。

[72]对强制拆迁的限制，也是因为一段时间内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过程中发生多起死伤事件，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已经危及社会稳定。但是，中国法律、法规对当事人拒绝权的规定远远不止于此。

在中国，下面几个因素是需要考虑的：第一，行政活动涉及的公民利益的重要性，即如果当事人服从行政违法行为，他将受到多大程度的损害？第二，行政行为违法的明显性。很快，游行队伍遭到警察阻止，夏托华斯被逮捕。耶稣受难日当天，夏托华斯带领52名黑人从一个教堂出发举行游行，一群旁观者在后跟随。对于拒绝权行使必要性的认定，在成熟的规则形成之前，在具体案件中予以具体考量也许是最好的办法。杨海坤：《行政行为》，载前引[1]，应松年主编书。在这些规定之外，也有一些法律规定了当事人拒绝的权利。

在下列情况下，当事人似应可以拒绝：（1）行政人员在执法时没有出示证件表明其身份，或者没有说明其执法意图，以致当事人无法判断其处境的。[5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95条。

关键词: 行政违法行为。首先，绝大多数人不会愚蠢到放弃行政救济程序，而让自己面临刑事审判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5年牢狱。

也有的认为它表达的理念已经过时，主张取消行政行为公定力的概念[23]。行政机关并不必然代表法律，更不能垄断对法律的理解。

[52]与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标准相比，明显违法的标准要苛刻得多。[67]在王选林诉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行政拘留案中，泸州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认为，阻挡合法的执法行为属违法行为，而阻挡违法的执法行为并非均属违法。前述三种行政执法活动，按中国法学的习惯统称为行政行为。公民基于行政行为的藐视而直接抗拒，与行政复议和诉讼一起，构建起多元的权利救济途径，更充分地体现了宪法所宣示的保障人权精神。

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在中国学术界面临激烈的争论：有的坚持绝对公定力理论[21]。[58]治理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依法自主经营，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主题。

[11]公民拒绝服从的行为，可能遭致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可能因妨害公务被处以行政的或者刑事的处罚，还可能遭受其它的损害。但是，单纯不遵守法律（例如不遵守交通规则）不一定引发法律争议，引发争议的往往是行政机关的调查、处罚等具体执法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是，麦卡特当初没有提出申诉，他在刑事诉讼中能否提出同样问题作为抗辩理由？在美国法中，这个问题与穷尽行政救济原则联系在一起。除非有非常明显的法律错误，都应当推定有效，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均受其拘束，非经有管辖权的机关不得变更。

六、未经授权而违背法规有关专属管辖之规定或者缺乏事务权限者。其次，拒绝权的行使还应当遵循适度原则。这一条规定在字面上似乎过于绝对，需要做相应的解释。前引[5]，叶必丰书，第85页。

[61]对于违法扣押、收缴证照的行为，一些法律似乎隐含了当事人的拒绝权。当一个公民承认行政行为符合既定的法律，但基于自己政治、道德、宗教上的信念拒绝服从，他反抗的才是法律本身。

相应地，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门槛也要比判决撤销行政行为高得多。[12]因此，与公民不服从、国民抵抗权不同，公民行使拒绝权并非挑战一国的法律秩序，而只是挑战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对法律的宣称。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16]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473页。